“以前的诗歌，就像鸟笼里的鸟一样。陈子昂之后，小鸟飞出了鸟笼，飞向了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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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聊聊陈子昂。

提及陈子昂，多数人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那首千古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但这句诗所承载的，不过是陈子昂诗坛功绩的冰山一角。甚至，因为这首诗的成功，反而掩盖了陈子昂对中国古典诗歌真正的盘古开天辟地式的作用。

也就是说，公众现在对陈子昂的理解，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认知。

所以，我们要强调，唐代诗歌能够从宫廷走向市井，乃至走进我们今天的中小学教科书和日常生活，离不开陈子昂。

做个不太恰当的类比，如果没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觉醒者，我们现在还一天到晚之乎者也呢?

同样，从形式走向现实和精神的转折中，陈子昂扮演的也是盘古开天般的先驱角色。

若没有他划破暗夜的这一斧，或许就不会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现实主义、王维的空灵，唐诗依然停留在六朝遗留下来的花团锦簇和无病呻吟中，唐诗依然是小众贵族文学。

如果没有陈子昂，估计还没撑到唐朝结束，唐诗就逐步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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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如此拔高陈子昂，首先要对唐初甚者唐代以前的诗歌基本盘有个了解。

诗歌到底是什么?

在今天看来，诗歌当然是无所不包的大众文学，可以抒发情感，可以传递信息，可以书写山川形势和家长里短，可以是高雅的也可以是通俗的。

但是在陈子昂之前，那是一个被宫体诗与应制诗垄断的时代，诗歌仿佛被囚禁在金丝笼中的鸟儿，羽翼被精致的形式牢牢束缚。

自南朝以来，上古风雅颂那种有一定力度和思想的诗歌没有市场了。诗歌逐渐沦为贵族阶层的消遣工具，内容局限于宫廷宴饮、男女情爱，语言雕琢绮靡，风格矫揉造作。

到了初唐，这种风气非但没有消散，反而因宫廷的推崇愈发盛行。当时诗坛的核心人物是“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与“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他们的诗作格律严谨、辞藻华丽，却始终跳不出宫廷生活的小圈子，缺乏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

就像我们今天《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一样，辞藻异常华丽，但是内容极端空洞，大众也就没有当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共鸣了。

那时候的诗歌，同样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题材广度，恰如笼中鸟虽好看，却无天地可去。

或许有人要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是唐初代表人物，沈佺期、宋之问怎么都没有听过啊?

那是现在教育体系下的认知。在当时，沈宋、上官、四友等人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远远大于初唐四杰。

总之，那时唐代诗歌的江湖一片花团锦簇，但也一片昏昏沉沉，让人提不起兴趣。

另外，在内容和形式固化的同时，诗歌完全是贵族和士大夫的专属游戏。从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到宰相上官婉儿，再到文章四友这些诗人，创作者无一是普通百姓。而诗作中堆砌的典故、晦涩的辞藻，也让底层民众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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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诗歌“表面繁华，实则腐朽”的时刻，前文提到的初唐四杰首先站了出来。

他们已意识到宫体诗的弊端，尝试将诗歌题材拓展到边塞、离别等领域。

比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突破了离愁别绪的狭隘，以前的人哪里见过这个啊。像骆宾王七岁所作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类浅显直白的诗作，更是拉低了诗歌创作的门槛，你们王公贵族可以写诗，我七岁小屁孩也可以写。

但这种改良终究是“修修补补”，他们其实是先啄破了鸟笼的缝隙(拓宽题材、冲击文风)，在赋予诗歌承载更宏大精神内涵的能力方面，相对有限。至于笼子里的鸟，还在笼子里，并没有真正飞出去这个开始出现裂缝的鸟笼。

终于，就在诗坛变革前夜，陈子昂横空出世。

陈子昂觉得这个精致的鸟笼没有修补和升级的必要了，上来直接拆掉了笼子。

从此，诗歌这只“小鸟”，挣脱宫廷束缚，飞向边塞、江湖、市井，飞向个人情志、社会现实、历史哲思，从此唐诗真正拥有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和精神高度。

从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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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子昂是怎么拆掉鸟笼的?

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明确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这番话堪称唐代诗歌革新的“宣言书”，就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样，撬动了延续千年的文学体系。

陈子昂在文章中，直指齐梁以来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致命问题，只重形式华美，却丧失了情感寄托与精神内涵。

陈子昂认为，诗歌不应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而应继承汉魏诗歌中那种刚健有力、情感真挚、关乎民生疾苦与人生理想的精神内核。他提出诗歌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要“寄言以述志”“感物以吟志”，简而言之，诗歌必须有“内容”，有“风骨”，有诗人的“心迹”。

这种理念在当时不啻于一场惊雷，彻底了人们对诗歌的认知——原来诗歌可以不止于描绘宫廷的奢华、男女的缠绵，它可以承载更厚重的东西。

这些内容大家是不是很耳熟。没错，后来杜甫的现实主义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以及对李白的古风诗和雄奇风格，无不直接受到陈子昂的影响。

所以后来，李白才会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才会说“公生扬马后，才与日月悬”。

韩愈更是精辟表达“(子昂)勃兴得李杜”，韩愈认为，陈子昂高举文学新旗帜，改变文风，进而孕育出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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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理论，就要付诸实践。

陈子昂的主要实践，当然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首“前不久古人”。甚者我一直和朋友们说，“前不见古人”诗之于陈子昂，只不过是泰山上的一把土。

对于陈子昂来说，不为大众熟悉的《感遇诗》三十八首才是最有力的实践证明。

这些诗作或感慨时事，如“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直击边塞战争的残酷，表达对士兵的悲悯;或讽喻政治，如“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借古讽今，批判统治者的奢靡;或抒发理想，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展现出积极入世的壮志豪情。

这些诗作就像鲁迅的白话文一样，语言质朴无华，却情感充沛、思想深刻，彻底打破了宫体诗的形式枷锁，让诗歌回到关注现实、抒发真情的轨道上。

天不生陈子昂，诗歌江湖万古如黑夜。陈子昂的革新为诗歌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大门，在他之前，诗歌的题材被牢牢限定在贵族生活的小圈子里，而陈子昂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证明，诗歌的疆域可以无限广阔。

月亮星辰、山川河流、五行八卦这些自然与哲学意象可以入诗;家长里短、民生疾苦、战争反思这些现实题材可以入诗;人生感慨、政治抱负、精神追求这些内心世界也可以入诗。

就像我朋友考拉说的那样，此前的诗歌是“鸟笼里的鸟”，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扑腾，而陈子昂打开了鸟笼，让诗歌这只“小鸟”飞向了蓝天白云、旷野山林，飞向了更广阔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在他把鸟笼打开后，李白飞出来了，杜甫走出来了。此后的所有一线诗人，无一不受陈子昂影响，只是有直接和间接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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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必夸大陈子昂个人的创作成就。

陈子昂的主要价值也不是个人创作，而在指出了创作的路线。

就像胡适一样，自身创作水平未达到巅峰，但开启了一批达到巅峰的人。

相较于后来的李白、杜甫，他的诗作在艺术技巧的圆熟度上确实尚有差距。正如有人(其实就是笔者)评价的那样，陈子昂“把天掀开了一个缝隙之后，他自己没有能力更进一步”，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因为关键在于，他“把这个口子给打开了”，而这个“口子”，恰恰为李白、杜甫等天才诗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他就像一位在荒原上开辟道路的先行者，自己或许未能走到终点，但他用脚步踏出的方向，让后来者得以阔步前行。

李杜无疑是陈子昂精神最直接的继承者。

陈子昂的孤独与豪迈，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中得到了更张扬的延续。陈子昂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中升华为更彻底的反叛。

杜甫则将陈子昂关注民生的诗歌理念推向了巅峰，他的“三吏三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对陈子昂“兴寄”思想最深刻的践行。将诗歌与国家命运、民众苦难紧密相连，让诗歌成为记录时代、批判现实的“诗史”。

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看似与陈子昂的现实关怀相去甚远，但本质上也是对陈子昂“诗歌题材无限拓展”理念的延续。将目光投向自然山水，用诗歌捕捉天地间的空灵之美，这同样是陈子昂打破题材桎梏后的成果。

白居易、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也同样在陈子昂开辟的道路上前行。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的“兴寄”思想一脉相承，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将叙事与抒情结合，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

李商隐的“无题诗”虽以朦胧隐晦著称，但其中蕴含的深沉情感与人生感慨，也正是陈子昂所倡导的“心迹”的体现。可以说，整个唐诗的发展脉络，都深深镌刻着陈子昂的印记。

总之，陈子昂是唐诗精神的“奠基人”，没有他的开拓，就没有唐诗后来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唐诗自然也就不能稳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位列中国各种文学赛道的冠军了。

写在最后：这段时间，我又和朋友考拉，从“大众文学”或者“文学普惠”的角度，来谈论陈子昂的贡献。

我们一致认为，从更宏观的文学发展史来看，陈子昂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唐诗的繁荣，更在于他重新定义了诗歌的价值。在他之前，诗歌是贵族的“奢侈品”，是身份与教养的象征。而在他之后，诗歌逐渐成为全民的精神食粮，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可以用诗歌抒发情感、表达思想。

陈子昂之后，诗歌才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三岁孩童能背“床前明月光”，田间农夫能吟“春种一粒粟”，这种诗歌的普及性，正是陈子昂革新的最终成果，让诗歌从贵族小众文学变成了大众普惠文学。

正是这种“前无古人”的开拓精神，让陈子昂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座总被人忽视但无法绕过的丰碑，他的功绩，远比那句流传千古的诗更为厚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