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乐旗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玉民以长篇小说创作蜚声文坛，尤其是他作品中的“英雄叙事”赓续齐鲁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兼具个人特色。在以往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和《过龙兵》中，刘玉民建构起一个具有丰富层次感与历史纵深感的英雄形象谱系。肖云嫂、岳锐等前辈，构成了作品中具有精神引领性的历史文化坐标；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岳鹏程、年传亮、卓守则、展重阳等一批农民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先锋人物，他们既带有粗犷、豪爽、仗义等山东“好汉”的典型特征，又具备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改革思维，而小农经济的局限性、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带来的矛盾和挣扎以及人性的贪婪与丑恶也同样显现在他们身上，使其表露出亦正亦邪的复杂面目。羸官、智新、晨玉等新一代则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以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动力，在挑战家长制等传统权威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兼具现代意识与人文情怀的新农民企业家，预示着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未来方向。可以说，切中新时代脉搏的“英雄叙事”，既是刘玉民之于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也是他能够斩获“茅盾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海猎》
刘玉民 著
作家出版社
刘玉民最新出版的作品集《海猎》不拘文体，荟萃中短篇创作中的精品力作，既是对自己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创业生涯的一次小结，更是对个人创作风格、生命情感、生活态度和文学观等的一次集中展示。《海猎》这部精粹之作，体裁多样，风格多变，主题多元，但综合来看，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还当属刘玉民对“英雄叙事”的持续深耕。新作品汲取了齐鲁文化的养分，积极拓宽“英雄叙事”的写作视角和主题表达，塑造了更加多元的山东式好汉形象，在凸显“好汉”的英雄气质之外，还深入开掘他们的情感世界，彰显出作者构建形象的别具一格。本文以“英雄叙事”为切入口，深入剖析新作中的“好汉”形象塑造及其隐含的内在情感结构，阐释形象背后所蕴含的齐鲁文化思想和刘玉民对齐鲁文学“英雄叙事”的承继与超越，揭示出《海猎》这部作品集对于刘玉民个人创作历程以及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价值。
一
海上“江湖”：
生存劳动型“好汉”的构建
总体来说，“在政治方面，齐文化尚霸道，鲁文化尚仁道；在经济方面，齐文化讲求农、工、渔、商共同发展，鲁文化讲求以农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面，齐文化重‘刑政’，鲁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面，齐文化主张力兴霸业、一国天下，鲁文化主张弘扬王道、平治天下”。先秦时期，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促进了齐、鲁文化的融汇，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地域文化开始形成。而由于齐文化中尚武风俗的遗存，齐鲁文化中积极入世、坚守人道的理想情怀和齐鲁地区远离官方政治文化中心，民间文化繁盛等原因，齐鲁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源远流长，成就卓著，“既有特定的时代与历史内涵，例如，草莽英雄、现代转型视野下的乡土启蒙英雄，红色意识形态英雄等不同形象，也有变化很小的地域特色，例如山东英雄叙事中的乡土文化影响，儒家的天下为公概念，草莽英雄的民间色彩等，至今仍在影响我们对山东地域文化的理解与判断，而山东地域英雄原型的伦理性、民间性、正义性，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因素”。
尽管山东文学受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内陆文化影响深远，对海洋风土的展现长期处于附带地位，但是，山东海疆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也共同熔铸了山东璀璨的海洋文学。而“好汉”形象起码占据了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百分之七十的版图，成为凝聚山东海疆自然地理风貌、历史人文特征、海洋文学创作的文本存在与精神纲领的一条“辫子”。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如杨振声的《报复》《荒岛上的故事》、张炜的《黑鲨洋》《海边的雪》《木罗鱼之火》等都以出生入死、迎风抗浪的渔民形象展开“英雄叙事”，表现了山东“好汉”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矢志不移等的强硬精神和崇高品格。
在新作品集中，刘玉民塑造的第一类英雄形象是具有草莽气质的生存劳动型“好汉”。中篇小说《海猎》生动刻画了一群与海洋斗智斗勇，靠捕捞海洋生物为生的渔民。首先，刘玉民开篇运用“白描”的叙事手法，勾画出渔民们强悍粗犷的外貌，如海狮子长着“鹰隼似的鼻尖”，黑塔有着“一米八五的身膀和豪气”，老福将通身“紫黑色”……作者寥寥数笔，将一群高大健硕，阳刚威猛，常年经历风吹日晒的山东渔民形象跃然纸上。其次，刘玉民聚焦渔民们的海上生活，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江湖”世界，突显了他们身上的草莽气质和民间精神。在这个“江湖”中，船员们互相起绰号，脏话、粗话张口就来，敢爱敢恨、敢怒敢言，就算船员们之间有争端，但无论自己一方有无道理，他们都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群像塑造中，小说注重主次分明，重点构建了头船长海狮子这一人物。海狮子不仅性格强硬，还敢于挑战成规。为了生计，他不惜铤而走险，休渔期还未过，就下令船只伪装成科研渔船提前进海捕捞。当事情败露，他通过贿赂渔政的方式，缩短了处罚的时间。开始捕捞工作后，他蛮横抢占捕捞对虾的海域，还串通船员上演“双簧戏”和“障眼法”的戏码，迷惑其他船只远离对虾密集区。救援完渔政的船只后，他向渔政索要回曾经的贿赂，将钱撒向空中，颇具枭雄之气。最后，不仅这些渔民形象身上留存着“梁山好汉”的烙印，在情节设置上，小说也与《水浒传》有相似之处。如《海猎》中的老福将不甘心青虾任人挥霍，拒绝招待县领导而丢掉头船船长的位置，但是海狮子却抓住此契机，实现升职。虽然遭过渔政的处罚和索贿，但当渔政的船只遇到危险时，船员们还是决定出手相救。整体来说，小说在处理渔民与渔政的矛盾时，仍沿用了《水浒传》“对抗—被收编”的情节结构，体现出了“离经不判道”的山东式“英雄叙事”的传统特色。但是《海猎》中所宣扬的“道”并不是《水浒传》所推崇的儒家“道统”，而是从底层民众现实的生活逻辑和人性的真善美角度去弥合“庙堂”与“民间”之间的抵牾，既显示出深广的批判力度，也还原了人性的复杂向度。
而刘玉民在塑造渔民形象时，并没有一味地去表现他们的英雄气质，还通过书写渔民间的友情，洞悉“好汉”们内心深处的柔情与温暖。黑塔在得知小布鸽打算离开渔船、有了新工作后，他满是不舍。虽然头船长海狮子的不守规矩、蛮不讲理，甚至是阴险狡诈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当对虾大丰收时，为了鼓舞士气，他大方地犒劳船员们吃对虾饺子。船只遇到风浪，船员们齐心协力保护流网。为送身负重伤的小布鸽返航，头船长海狮子不顾海上救援通知，在小布鸽的劝说下，才答应救援渔政的船只。除了以渔民间“风雨同舟”的友情侧面显示他们作为“好汉”的柔情一面，小说还以亲情描写进一步呈现他们内心丰富的情感。黑塔虽然经常过嘴瘾，绘声绘色地吹牛艳遇经历，但实际上他非常爱自己美丽的妻子。当小白鸽模仿他妻子的口吻写信告诉黑塔自己被强奸了，黑塔在听完信后立刻买了回家的车票。海狮子仕途不顺，回村后开始艰辛的渔民生涯。他想念妻子和女儿，又不敢面对他们，直到新住所建成后，才敢与他们团聚，而妻子的爱也更加激发了他对事业的雄心。刘玉民以极为细腻的笔法袒露渔民的情感世界，这些滑稽、逗趣和动人的情节看似“闲笔”，却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渔民们的形象，也使他们所身处的海上“江湖”世界更加真实、生动和立体，在揭示人物行为动机的合理性上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草根”神话：
创业致富型“好汉”的塑造
“长期以来中国的英雄人物重道大于重技，精神意义重于物质利益，故而商人长期以来是被拒之于文学的英雄形象画廊之外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兴起与勃发，物质欲望被不断放大，商人获得空前的社会地位，亦成为中国文学“英雄叙事”关注的焦点对象。在刘玉民过往的文学作品中，他紧握时代脉搏，形塑了系列农民企业家形象，体现出对社会动向的敏锐捕捉与思索。而新作品集《海猎》里，报告文学《东方奇人传》接续书写农民企业家的致富“神话”，成功地塑造了刘承府这一聪明能干的创业致富型“好汉”，不仅折射了时代波谲云诡的巨变，还着重讲述他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彰显了其身上奋发向上、锲而不舍的“草根”精神，并从世俗化的情感状态和伦理话语出发，挖掘其“儒商”的品质，展现出作者对理想商人的期许。
《东方奇人传》在塑造刘承府这一形象时，仍从外貌和神态细节着手，“铁塔般的身躯”“蒲扇似的大手”“紫红的面庞”“热诚豪爽的朗笑”等凸显了刘承府作为山东“好汉”的特征。在叙写刘承府发家致富的“创业史”时，刘玉民突出了其身上的草莽气质和草根精神，讴歌了民间的魅力。从小就是“捣包”的刘承府不同于老实本分的传统农民，他十五岁时不甘心在家务农，决心外出闯荡时只揣了几块钱，后返乡以会计学业班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大队会计。凭借才能，他如有神通般地解决了村里诸多问题，并在“改革开放”后成立了山东省第一家私营公司。公司方兴未艾时，却屡次由于地方的不确定性险遭夭折的厄运，因此他熟谙文件，为公司生存和私营经济发展辩护，还在公司做大做强之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正如陈思和所说：“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 刘玉民以深厚的民间意识展开“英雄叙事”，观照了社会转型期小人物恰似“草根”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真实映射了时代大变革中民间沉重而自由、苦难而坚韧、朴素而吊诡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哲学。
在详细叙说刘承府从“草根”到“富商”的励志致富“神话”外，刘玉民还深挖其情感世界，表现了刘承府丰富的性格特征和内圣外王的“儒商”品质。《东方奇人传》中，一方面，刘承府虽然草莽气质十足，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暴发户”。他喜爱创作“打油诗”，好发议论，常借诗歌抒情言志，对生活哲学、处世之道和社会时事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显现出极强的思辨力。另一方面，刘承府虽是个大老粗，但他对待员工，注重布恩施德，在公司遭遇管理危机时，才痛定思痛地改革。对待家人，他也细致体贴。出走家乡，已当上钳工的他，在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后，迅速赶回。得知是为骗他回家后，他也并未返城，而是留在农村，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重新开始新的奋斗。原配妻子李秀林和大儿子双双病倒，他咬紧牙关，悉心照料。刘玉民过往塑造的农民企业家形象旨在表达时代变革，对这些形象的情感世界着墨并不多，而且为凸显乡村社会新旧杂糅的时代性，他们往往处于父子冲突、婚外情、家族恩怨等异化关系中。但是，《东方奇人传》不仅演绎了主人公顽强的生命经历和获取财富的非凡能力，还在世俗化的情感状态中多角度地展露了其仁、义、理、智、信等富有中国儒家传统特色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体现了刘玉民对构建商界英雄理想人格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新思考。
三
“尽忠报国”：
民族英雄型“好汉”的刻绘
英勇爱国的民族英雄型“好汉”是新作品集《海猎》中塑造的第三类英雄形象。与前两类形象所流露的鲜活恣肆的“民间”色彩不同的是，刘玉民笔下的岳飞形象则体现出了较明显的“主流叙事”的痕迹，反映了他对待历史的审慎态度。刘玉民曾在采访中说：“现在人们了解的岳飞大多是从《说岳全传》来的，与历史上真实的岳飞相差甚远。岳飞是民族英雄，我觉得有责任恢复历史风貌。” 中篇小说《岳家军的第一面旗帜》里，刘玉民在尊重客观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重构岳飞尽忠报国的历史故事，以个体视角和“平视”姿态传递宏大的爱国主题，以柔性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代替刻板的政治说教，显示出对民族英雄形象传统刻绘方式的探索性变革。
《岳家军的第一面旗帜》生动叙述了在宋军全线溃败之际，岳飞以尽忠报国的精神，率领岳家军奋起反击，将南侵的金兵逐回江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小说中，作者不仅展现了岳飞作为有名的常胜将军的武艺高强、有勇有谋，更通过反衬的笔法，凸显了他鞠躬尽瘁、一心为国的忠肝义胆。皇帝赵构昏庸，高居宰相之位的杜充尸位素餐、贪赃枉法，将领王燮临阵脱逃，在屡战屡败的危难时局之中，还有不少将士或投奔金军，或成为土匪。但是，岳飞誓死不求荣，秉持尽忠报国的精神，吸纳整顿武装力量，组建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岳家军，主动贴军饷和存储，英勇抗敌。小说摆脱传统“英雄叙事”全景立体的宏观情节框架，并没有完整地陈说岳飞抗金的丰功伟绩，而是另辟蹊径地选取其中一段历史的横截面，力图以“一叶知秋”的中式叙事手法，通过呈现战争中上至皇室贵族，下至普通士兵对战争的态度，巧妙地揭示宋军溃败的原因，还以现代历史眼光，通过书写宰相杜充的昏庸和将领在战争中调不动兵的无奈，高屋建瓴地反思和批判了宋朝的“以文制武”和“兵将分离”制度。小说中的岳飞形象承传齐鲁古典文化精神，折射了忠孝两全、仁义道德、讲求气节等传统儒家思想，而其身上舍生忘死、拒绝同流合污、对理想信念“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等，也尽显道德理性的光芒和令人为之动容的慷慨悲凉，映照出了齐鲁文学“英雄叙事”独树一帜的特色。
以往的文学作品诠释岳飞尽忠报国的故事，往往只停留在赞扬岳飞和岳母的爱国精神层面。但是，《岳家军的第一面旗帜》重新解读了岳飞尽忠报国的出发点。在小说中，岳飞尽忠报国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他忠贞爱国的信念，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抗金除匪既是为国而战，也是为家而战。当宋军节节败退，他面对群龙无首的将士，反问习武当兵不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和让自己的父母亲人过上好日子吗，然后掀起衣服，露出背上岳母“尽忠报国”的刺字，诉说战争以来自己家人的离散，鼓舞将士们为自己的父母亲人拼死奋战。最终这些将士纷纷被岳飞的话语打动，岳家军得以组建。小说自觉摒弃了传统“英雄叙事”中公与私、“大我”与“小我”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模式，在传达宏大的爱国主题时，以“平视”姿态切身关注了民族英雄身份背后的个体偶在，将家与国、御外与安内、个人价值与集体主义深刻链接，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深度和悲剧氛围。与此同时，在描摹沙场的风云际会之外，小说还含蓄蕴藉、舒缓有致地穿插讲述了岳飞对家人的情感。中原沦陷后，岳飞与家人失联。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消息，派人寻找下落。在取得联系后，岳飞立马选派一队精兵，过江前去迎接和保护。两天一报的行程消息，时刻牵动着他的心绪，让他寝食难安。团聚后，岳母体弱多病，岳飞只要有时间总是亲自过问，亲自煎药喂药。对为了生存而自卖自身的原配妻子，岳飞选择了理解和原谅。新成婚后，岳飞与妻子李娃琴瑟和鸣，并不因他们之间身份悬殊而轻视和薄待她。小说用静水流深的“日常生活叙事”来平衡壮怀激烈的“英雄叙事”，既使小说的叙事节奏达到了张弛有度的效果，丰富了岳飞这一形象的人物性格，也使小说在深情颂扬伟大的爱国精神的同时，闪耀出平凡的人性光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