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
2008年，我在中文大学教书。王元化先生去世当天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准确的。我说先生“有历史感，有担当，又有趣味和文人气，有文人气才显得可爱”，还有一句是：“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这两句话，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的。
我之认识王元化先生
我与王元化先生的直接交往，缘于我的博士生导师王瑶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立项时，我刚博士毕业留校，老师让我当助手，负责填表以及联络作者等，当然也负责其中两章的撰写。
1988年元月正式动工，19年12月王瑶先生遽然去世，大部分参与项目的师友表示愿意继续推进。由一个青年讲师来协调这个课题，而课题组成员多为著名学者，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其中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帮助最大，写他的那一章，第一遍不合适，退回去；第二遍不满意，说是体例不对，又给退回去；第三遍勉强合格——连换三个作者，只有王元化先生自己操作，才可能做到。1996年12月，在王元化先生等人的关心下，这部署名“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
1992年10月23日，王元化先生来信，对我和王守常、汪晖轮流主编的《学人》大加赞赏，“《学人》出版事曾听此间青年朋友说起。二三年来，文化急骤滑坡，水平大大下降，令人忧心。但据闻京中学人仍在潜心读书，方使人觉得有些安慰。目前浮在面上的一些现象，实在可厌，但真正学人却在踏踏实实做刻苦的工作，文化前途有赖于他们。” 那时《学人》刚起步，创刊号1991年11月推出，还不到一年，我们并没有给他寄书，也没有特别宣传，先生却迅速反应，给予鼓励与支持。
收到王元化先生的信后，我正式向他约稿。《学人》总共刊行十五辑，发表王先生三篇大作：第四辑的《读胡适自传唐注》、第五辑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以及第十辑的《近思录》。
1996年4月15日，王先生来信，提及：“我不赞成激进主义，并不等于就是保守主义。”信中还有一段感慨：“弟年岁日增，精力日减，打杂事多，想做的事做得很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界，以王先生的地位及名望，想做事尚且碰到很多困难，我辈常人的处境可想而知。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和王元化先生有了比较深入的接触。1993年6月，我们共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当年的我年轻气盛，只把王先生当开明看待，不觉得有深入对话的必要与可能。那次瑞典之行，经过好几次深入交谈，方才改变了我的判断。
后来，他的日记出版，我读到他对我的评价，以及对整个中国学术的看法，很感动。其中那篇《斯城之会》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值得一读。
王元化与陈平原于瑞典
瑞典之行后，我每一次来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和我聊天，常常超出了我的“交际圈”与“知识面”。京中某位著名学者近期身体如何，有何言论或著述，说实话，有好多我答不上来。他特别关心京中学人的思考与表达，但从未跟我讨论哪个升迁哪个落马。不是说他不关心政治，而是我并非他讨论此类话题的合适对象。
如今，重读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的日记与反思录，万分感慨，我相信，这些都是那段坎坷的历史进程极为难得的史料。
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风云激荡，社会急剧转型，如此时代，若论思想界及学术界，我相信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可以作为代表。他的思考、他的反省、他的愤怒以及他的尴尬，其实都是九十年代中国不同的面相。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进程来说，“九十年代”的重要性，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阐发。但我相信，阅读并理解王元化先生这个带有标志性的案例，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口。
1981年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会成员合影于京西宾馆，前排左起：吕叔湘、朱东润、萧涤非、王力、钱锺书、王元化、王瑶、钟敬文；后排左二至左四：李荣、吴世昌、夏鼐；左六为王起
王先生在《我的三次反思中》说过，从事写作60多年，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个是1940年前后加入中国党，第二个是1955年受胡风案的牵连被审查，第三次的反思时间最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对于个人来说，三次反思都很重要；但放在思想史上，毫无疑问，王先生的第三次反思最有价值。我相信，日后史家谈论“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绕不开“王元化”，也绕不开王元化先生那些痛楚且深邃的“反思录”。能在思想史或学术史留下某种不因时势迁移而被轻易抹杀的印记，这就是“大人物”。这一点，王先生做到了。
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里面，王先生有这么一段话，“对我来说，九十年代是颇为重要的十年。年轻时候开始写作，到九十年代真正进入了思想的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可这并不是夸大其辞。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候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清园书简》里，王先生说，“我的《九十年代日记》记录了我的反思历程”；而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又说，之所以取名为《九十年代日记》，因为“它和去年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是姊妹篇”。一本《九十年代反思录》、一本《九十年代日记》，合起来对读，感觉背后应该还有一个将时代、生活、思想等贯穿起来且熔于一炉的回忆录。王先生确实考虑过撰写《九十年代回忆录》，可惜最后因各种缘故没能完成。
“千古文章未尽才”，如今，我们只能借助《清园论学集》《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九十年代日记》《清园自述》以及《清园书简》这些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凭自己的体会与想象，重构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艰苦卓绝的“反思历程”。
我写过谈我导师王瑶先生的文章，我说“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很重要；同样道理，或者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九十年代的王元化”。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这里的对应关系，蕴含着很深的感慨。
了解“九十年代的王元化”，有一个很好的连接点，那就是“八十年代的王瑶”。他们俩交谊很深，王瑶先生19年冬在上海生病，是王元化先生经过一番努力，安排他住进华东医院抢救治疗的；王瑶先生不幸去世，王元化先生还专门写了纪念文章。
九十年代王元化先生写的最重要的文章，很可能是《杜亚泉文选》的长篇序言，此文最初发表在《学人》等报刊。这篇文章的写作和思考，对于王元化先生来说非常重要。因他一直在冥思苦想，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影响深远？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他追到了无主义的传入、追到了法国大的鼓动、五四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的思潮，这些论述，在这篇为《杜亚泉文选》撰写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战》中，有很好的体现。所以说，这篇文章在王元化九十年代的反思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元化先生并没有专门研究五四运动，他谈五四，是在反省当下，批评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等等。某种意义上，王先生也是五四之子，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对五四的反思，近乎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对自己长期信仰、认同的思想观念进行反省、批判乃至超越，是非常痛苦的。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批起来很痛快；而跟你一辈子的道路、信仰、思想、学说进行认真严肃的对话，乃至质疑与批判，那是非常痛苦的。
其实，怎么看待五四新文化人，怎么看待五四运动，我和王元化先生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我欣赏他思考的深入和认真。
我认识的九十年代的王元化先生，身份已经从上海宣传部原，转变为学者和思想家，不仅撰文，而且办刊。在编《学术集林》的时候，他也感受到很多现实困难，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排除无谓的干扰。他不愿意挂名当主编，真的亲自编稿子，不仅审稿、编辑、修改，还校对。给海外学者改稿子，那是很微妙的事情，既要保护作者的立场，又得适合出版，而这样的事情，竟然是一个大学者、思想家在做。
王元化（1993年12月摄）
多年后回望，人们逐渐理解他为什么要编《学术集林》。在王元化先生看来，提倡一种好的学风，影响当下和后世，比个人著作还重要。他编稿读稿很累，但始终以熊十力《尊闻录》作为自己的标准。熊十力先生空诸依傍，高视阔步，依自不依他，神游乎广天博地之间，那么一种“孤往”或“孤冷”的精神与毅力，是他所追求与努力的方向。王元化先生说，自乾嘉之后，陈澧、朱一新这些人都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影响十分深远。当年陈澧他们这么做，今天他也想这么做。关注学术、关注学风，不一定当下就能见效，但那是替未来的思想与政治打地基的。
学为政本，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思路。一时的学风可能影响长远的政治走向，你也许说这是读书人的“自我膨胀”，但很多人坚信这一点，而且，王元化先生之所以身体力行，也是基于此理念。所以，我们读他的著作，既考虑其学术史的贡献，也是日后思想史乃至政治史建构的重要资料。
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
王瑶先生说，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走的是一条新路，但没说那条新路是什么。我用王元化自己的话来论述，那就是希望做到三个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值得注意，与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专业研究者不同，王元化探究《文心雕龙》，其实只有一部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年印行第二版时，略作修订；1992年改题《文心雕龙讲疏》，作了较大删削，且增加一组新作。虽然是一部文论的著作，但追求这三个结合，才有可能让中国文论上升到可以放在世界学术之林，跟一流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比肩、对话的地步。
回到王元化先生的思路，我选择了《思辨发微》第九十六则的“回到乾嘉学派”，认为其很能显示王元化的学术旨趣。在王元化看来，这一学术立场，王国维、梁启超等已开先河。有乾嘉学术打底、但不限于乾嘉学术，这种尊重清人治学的严谨，但又力图有所超越的立场，与王瑶先生的追求非常接近。回味20世纪90年代中国，上海某客厅里，王元化先生那些深邃、隽永的谈话，一方面强调乾嘉的学风和技术，一方面注重思考乃至思辨的重要性，力图从具体史实的考辨中，掘发、展现、凸显大的思路、大的方向、大的格局，这是王元化那些年想做的事情。
王元化、陈平原、夏晓虹，摄于王元化客厅
学界谈到王元化，都会提及他主张“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其实，这种学术趣味进一步追究，就是如何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如果说乾嘉学风更多通向专家和考据，魏晋玄言则主要强调通人和思辨。另外，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人格。
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发微〉序》，从王船山一直谈到了王国维、陈寅恪，提及“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后人之所以将王瑶与王元化作为上世纪十年代现代中国思想及学术转型的象征，看到的不仅仅是学术贡献及治学方法，也包含了背后的心情与趣味。
王瑶先生去世半个月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称王瑶先生的客厅里有两幅字画，一是鲁迅的《自嘲》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及画像。可以这么说，鲁迅与陶渊明所代表的精神与气度，是王瑶先生心向往之的人格理想。
去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大学校史馆、山西大学美术馆分别举办三场王瑶先生学术文献展，列了好几个题目，大家一致认定的是“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某种意义上，“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既属于王瑶先生，也属于王元化先生。
前排左起：林毓生、王元化、宋祖锦，后排左起：夏晓虹、陈平原、萧关鸿、陈飞雪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尤为难得，像两位王先生这样心仪魏晋，学问之外，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这才会在晚年书信及回忆文章中，如此耿耿于怀。此等风范及言谈，在我看来，可入新时代的《世说新语》。
最后我想说的是，王元化先生留下来的重要话题。有学问不容易，有思想很难，更何况还有人格与风范。对于新时代已经充分专业化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像以前我们耿耿于怀的“钱学森之问”一样，我想借王元化先生这个成功的案例，叩问新时代的人文学者，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做到学问、思想、风范三者合一？
本周日的星期天夜光杯·记忆版